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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目前，我國約有700多萬公考。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影響的顯然不只是公考的個人福祉，更關系到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成效。在普通民眾看來，公考工作簡單穩定、日子清閑，雖然工資不高，但是福利很多、待遇很好。但是，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各地公考福利幾乎全部取消，基本看不到發放節禮現象。一邊是基層公考因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考福利待遇的各種“吐槽”,公考工資缺陷日益凸顯，改革迫在眉睫。公考工資如何改革，才能既改善公考群體收入水平，又可剔除公眾的詬病呢？實際上，很多問題都出在“比較”二字上。只要有科學的“比較觀”,就會有正確的結論。
同一級別的公考收入差距過大，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要注意人與人之間到底“比”什么。人與人之間要“比”貢獻，“比”能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每個人的“貢獻”與“能力”又都是千差萬別的，難有直接的可比性。因此，同類人之間進行同質的比較是一種常態。比如，公考之間、企業家之間、技術能手之間、科研人員之間等，這些相似的人群之間的比較，才是比較精確的。筆者作為一位公考，覺得與離筆者最近的模范公考——吳天祥相比，都有巨大的區別。因此，收入水平也應該是在同類人之間進行比較。如果把公考之間的收入進行比較，一部分略高于平均數的公考會有“知足常樂”的感覺，如果把公考的收入水平與國企、私企的高管收入水平相比，那么，各種不滿情緒就會不由自主地涌現出來了。
面對社會公眾的責難，由人社部牽頭、財政部等部委參與的對央企主要負責人的薪酬調整方案初稿已經草擬完畢并開始征求意見。這份計劃草案一個主要建議是，央企、國有金融企業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將削減到現有薪酬的30%左右，削減后不能超過年薪60萬元。根據這樣的規定，平均薪酬較高的金融企業高管削減數額最大。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部署央企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央企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這是多年來中央管理企業高管薪酬調整的一次大動作。盡管如此，由于國有企業負責人具有行政級別，他們的薪酬高低又蒙上了一層行政色彩。有一項調研顯示，企業負責人是否愿意放棄行政級別、變身體制外，獲取更高的報酬，結果是99%的50歲以上的國企負責人不愿意轉變身份。
干同樣的工作，允許有一定的收入差距，這是由于物價水平、生活成本、當地財政的承受能力等都存在差異造成的。但是，從全國來看，如果同一級別的公考的收入差距過大，就容易造成人才流失。筆者擔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時，在一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聽到一段很有歷史感的發言：在封建社會都可以做到“同級同俸”,現在為什么做不到？確實，封建社會的俸祿同一性，有助于人才流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把公考收入水平與民營企業主的收入水平相比是很危險的
要注意與什么人“比”什么。不同地區的公考水平的比較，其結論可以成為公考薪酬制度改革的出發點，從而是有意義的。如果把公考收入水平與民營企業主的收入水平相比，那將是越“比”越沒有意思，很多腐敗案件就是“比較”出來的。可見，這種不同質的“比較”是很危險的。對于這一點，有的貪官也是“后悔莫及”:論能力，自己超過一些民營企業家一大截，而且從基層做起，一步一步達到越來越高的崗位，而民營企業家收入有多高都說不清楚，并且住豪宅、坐豪車、美女秘書不離左右，于是，這些官員對有的民營企業家送上來的“款項”的笑納就越來越司空見慣了。最后發展成為“貪官”乃至于“裸官”,也覺得理所當然。
對于公考的福利待遇，筆者有一個“杯子理論”,比如說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科級干部的福利待遇是由大到小的不同容積的四個杯子的話，各級公考的福利待遇已經有了一個定量，在制度上是不允許超過的，但是，偏偏有的公務人員要獲得額外的一部分。比如，按照制度規定，只有省部級干部才有專車可配備，而那些沒有資格配備專車的就想方設法坐專車，只是在名稱上改為“相對固定用車”,就堂而皇之地私用了。而一些有資格坐專車的公務人員中，又想方設法地提高專車的等級與配置，這就是公車的超標超編的問題。此外，公考的收入除了工資、津貼、獎金的“顯性收入”之外，還有“隱性福利”,比如“公考小區”之類的“隱性福利房”、機關食堂、“三公”消費等“隱性收入”,乃至于貪官的灰色收入、權力尋租等方面。有的公考鬧著要下海，不能不說是看中一些公考的“隱性收入”.
公考之間不僅僅要比工資待遇，更重要的是要比貢獻、比能力
“比”了之后干什么。《禮記·學記》中說：“雖有嘉肴，弗食，不如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我們只要把文中的“學”改成“比”,就可以闡述出科學“比較觀”的全新概念。在公考之間不僅僅要比工資待遇，更重要的要比貢獻、比能力，那么，有些公考會重新給自己制定人生目標。
企業家之間的比較，應該重在比貢獻，比如納稅貢獻、就業貢獻、環保貢獻、創新貢獻等，而不是在豪車、豪宅、豪宴、豪禮等方面的攀比。沒有一個企業家是可以隨隨便便成功的。技術工人之間的“比較”,應該比誰吃苦耐勞，勤勞致富。農民之間的比較，應該重在“比”有沒有市場觀念，有沒有生態環保理念。
在計劃經濟時代，在“比學趕幫超”這五個字的推動之下，新中國創造了不少奇跡。在市場經濟時代，同樣需要這五個字。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要“比學趕幫超”的是“正能量”,而不是“負能量”.比“負能量”將會越來越泄氣，越來越無趣。因此，在當今中國，每個階層都要有正確科學的“比較觀”,才能夠破解各式各樣的“兩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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